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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后谈|《垃圾围城》王久良:当你真正面临一个问题时,艺术不是最重要的

2016年11月24日,王久良导演的新作《塑料王国》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新人单元评委会特别奖。王久良的获奖感言只有一句话:“希望这部片子能拉近你我的距离。”(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作者石岩,原文已被删除)

去年10月份,《垃圾围城》作为USFF城市•空间影展的第16场放映,恰好王久良导演驱车由北至南从河北启程沿着东南海岸到深圳参与放映交流。他依然单兵作战,一人一车沿路拍摄他作为“地理景观”的污染调查,我们问他沿路的感受,他也只有一句话:“满目疮痍。”

这两句话连接起来,就不难理解这位以“垃圾”为切入点的纪录片工作者的初心与抱负。在本次城市·空间影展中,《垃圾围城》是少数有效影响到了大众认知和中央决策的作品,你将在本文看到导演在三年的创作过程里是如何结合社会调查、新闻传播及影像创作。

王久良导演(右)在映后现场

为什么会去关注垃圾的问题?

王久良:这也是大家经常问我的问题,说你作为一个很正常的人,为什么会去关注垃圾的问题呢?而我认为这就是正常人应该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我在拍《垃圾围城》之前,几乎从来没有把垃圾当成一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在家里拎个塑料袋到楼下一扔就与我无关了。

2006年我在读书的时候买了第一辆摩托车,经常去北京周边著名的温榆河闲逛,那里有很多的高档别墅区,可我在那也经常碰到垃圾场,但我从来不问这为什么会有垃圾场,垃圾为什么会到这里。直到07到08年,我在山东老家去拍摄一组个人创作,在田野里寻找素材。地面的垃圾,特别的刺眼。因为我家在山东潍坊,是一个所谓的高效农业大区,所谓现代农业,其实就是伴随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而已。而且你发现它的生产方式也全然发生改变。我记得小时候打农药都是用一个棕色的瓶子,一瓶药能用好几年,因为第一很少打药,第二,那一瓶农药的量确实够用好几年。但是现在我发现变了,变了什么呢?农药已经不再使用那种大棕色瓶子盛装了,而是改用小的塑料袋儿,就像榨菜片那种,一袋农药就正好兑一喷雾器。然后你发现使用过的这种小塑料的农药包装,整个田间地头、池塘里到处都是。我说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了?当我在北京看到那么多垃圾场的时候,我无动于衷,可是当你回到自己的家乡看到垃圾遍地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你藏在家里的一个非常心爱的玩具,若干年之后你回家了,发现玩具被毁了,很痛心。

到了特别是零八年九月份,当时我在平遥做一个摄影展览,我跟我的导师鲍昆先生在讨论这个话题。鲍老师是老北京人了,他说不单你的家乡,其实首都北京周边的垃圾问题也很严重,如果你有心你可以去看看。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关注垃圾的问题。

《垃圾围城》剧照

垃圾去哪儿了?

所以零八年十月份开始我就骑着摩托车去寻找北京的垃圾场。首先一个问题,我问我自己的垃圾去哪了?我想搞清楚。于是,我就骑着摩托车跟踪。跟随我自家的垃圾,我见到了第一个大型的垃圾填埋场,其实离我家特别近,只有六公里,但我从来不知道那有个垃圾场,而且那么大。之后我找到了那么多政府主导的大型垃圾场,可是在北京城市地图上却看不到任何的标注。深圳也是一样,深圳的一个垃圾场其实在深圳市的应该是个中间位置,叫银湖山,非常大的一个垃圾场,但是一般人可能接触不到,因为它毕竟见不得光,或者说不那么美好。

资本主义幻觉?

主持人:我在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画面令我印象深刻,是他们在拍结婚照的照片,其实他们就是在垃圾里面,但是没有察觉,或者说他们好像被隔离出来,然后在自己幻想的生活环境里面在生活。这是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幻觉?也比如说你最早回到家乡的时候,你想找回一个没有经过现代文明的环境和人群,但是为什么很少人会看到现在真实所发生的状况,而情愿去幻想一个美好的田园呢?

王久良:温榆河其实很出名,它就是京杭大运河最北段落中的一部分。现在沦为一条北京的排污河,因为它是没有活水来的,温榆河里大部分的水其实是污水处理厂里流出来的再生水,再就是还有很多未经处理的污水。那么整个河水里面你可以闻到非常难闻的气味,但竟然那么多人拍婚纱照,甚至在河边烧烤。所以我觉得很魔幻,无法理解这到底该怎么形容。

怎么会想到结合社会调研来做影片?

主持人:刚一开始我接到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一个调查记者。其实这整部影片,它是基于很广泛的社会调查的,这个在国内独立纪录片创作里面来说是比较少有的,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是有一个调查在先,还是直接摄像机在身上,骑着摩托车就去现场,或者是到后期的时候再规划成一个影像作品?

王久良:其实《垃圾围城》从一开始是想做艺术,但是当你真正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艺术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把艺术回归到手段。当然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不单单是做图片,同时也拍摄了视频,这些帮我看到了直观的东西。并结合调研数据和通过资料查询得到的一些文献,最终成为了一个《垃圾围城》整体构造项目。

为什么最初选择在广东展览?

我觉得值得跟其他人分享的是,无论从事哪一个项目,一定要尽可能多的占有相关的信息,同时也要考虑尽可能多的表达方式。因为要考虑到传播的问题。如果你有大量的调研数据成果以及你和一些专业人士交流从而占有更多资料,你就可能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半个专家,那么你就可以在对应的领域做讲座,或者通过交流这种方法去传播自己的发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比较成功的一个地方。

很多人说你拍北京首都的垃圾,市委找你麻烦怎么办。我说还好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得益于当时传播的展示策略。在整个拍摄的头两年里我从来没做任何透露,而在作品初步完成之后,鲍老师就跟我说我们的展览一定不能放在北京。当时首次的展览我们是放到了连州摄影节上去的。 为什么呢?整个广东地区相对来讲是开放的,或者说所谓管制相对弱了一点,所以我们放到那里。很快不出两个月,整个媒体就铺开了。当可能会感到不适的有关部门来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覆水难收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也回头总结了一下,其实一件作品如果没有传播就没有意义,那如何传播真的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北京的垃圾真的有得到治理吗?

观众: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未来五六年时间内北京政府要投入多少钱来改善这个垃圾围城现象,那后来究竟有没落到实处呢?

王久良:怎么说呢,最后的结果还是令我比较欣慰的,当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上面一句话也许比下面十年的努力都重要,当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了批示,这个批示的短信我是有看到的。然后北京市政府计划投100亿,就是从2011年开始去治理整个北京周边的近千座垃圾场。最后我是2012年底,2013年甚至到2014年初我都去做过回访,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就我所拍过的周围一圈的垃圾场,80%以上都得到了有效地治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现在温榆河怎么样了?

观众:那现在的温榆河怎么样了?

王久良:温榆河依然那么臭,依然那么糟糕,因为污水处理还是那个样子。我多说一个例子,北京市最大的粪便和污水处理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这是我亲自做过调研的,一共有四个排污处,你可见的仅仅是高碑店湖里的一个,排出来的水确实很清澈,有野鸭子,也有公园。但是我还发现的另外三个是哪呢,一个是五环路高架桥底下,就是五元桥下经常看到有废水喷出来,就是那个通惠河。还有一条更隐蔽,在一个火车站的底下,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都是我翻围墙翻进去看到的。那个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就是污水处理厂出来的,往南流,流哪去了呢?你们看见影片里那个莲藕了吗,就是那的水。所以你说看了这一切之后你觉得不堪,真的,你生活的很没尊严。所有的人似乎都生活在欺骗之中,你舒服吗?肯定不舒服。

在拍《垃圾围城》时遇到困难怎样克服的呢?

观众:我想拍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过很多很多困难,那怎么样去克服?

王久良:我觉得实在没有某种成功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其实一些事情不论成功与否,我的秘籍可能也很笨,就是坚持去做。当你确定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又是一个成年的人,那你应该会坚持走下去。很多人也帮助了这个项目,所以我在连州获奖感言上说了我仅仅是一个执行者,背后有太多有良知的个人和机构的帮助。《垃圾围城》,就这样靠着朋友们的帮助磕磕绊绊地做完了。

到了第二个项目《塑料王国》,讲的是洋垃圾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物资进口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废弃塑料进口国,最大的废弃钢铁进口国等。《垃圾围城》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最后我发现很多问题最终都归结到我们如何解决垃圾分类回收的话题上。但一提到垃圾分类,垃圾回收立马就变得高大上了,甚至成为一个所谓的时尚生活的标志。我想说的是所谓的垃圾回收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有很多不堪的东西,尽管很残忍,但是我还是想要呈现出来。当你占有的信息越多,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就会越全面,做出的判断也会越准确,一定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垃圾围城》是靠别人的帮助去完成的,但不可能永远靠别人的帮助去完成。所以在《塑料王国》开始之前我就想首先解决这个钱的问题,所以一开始考虑了一个制片方,我一个哥们的公司投了几十万做了大概有一年,片子没做完钱花完了,然后想办法投钱。当你的项目没有钱、没有别人投资的时候,千万不要责怪社会,回头看你自己这个项目跟大家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如果我的项目跟大家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凭什么帮助我,抓住这一点就够了。我谈的是洋垃圾问题,我谈的是有关环境的问题,跟大家都有关系,那么我可能在寻求资助上会有更多的途径。我觉得还好,《塑料王国》基本没有受到钱的困扰。我高兴的是终于做完了,我做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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