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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后谈|《人民公园》史杰鹏:影像的清明上河图,我们想让观众主动把寻找明确意义的希望抛弃掉

我们有无数次进入公园的经验,但对于这样的公共空间,我们往往也只在意自己的玩耍和休憩,极少会想到观察公园里的人。USFF的第五场放映《人民公园》,是一部以“存在主义式”(导演史杰鹏语)观察制作的纪录片,该片仅用了一个镜头来呈现成都人民公园的当下状态。此片曾获得意大利佛罗伦萨波波里纪录片电影节获得“最佳人类学电影”奖,并入围纽约市现代美术馆(MoMA)电影部与林肯中心电影协会(FSLC)联合主办的“新导演·新电影节(New Directors/New Films)”。以下是本次映后交流的摘要,你将读到导演选择拍摄这个公园的初衷;为何选择一镜到底的制作方法和经验;以及如何试验“把观看的权利交给观众”。

 

成都人民公园简介

人民公园原名少城公园,建于1911年,是成都的第一个公园。在全中国也是最早的公园之一。少城公园之由来,与旧成都的城池命名直接相关,成都城基原有大城和少城之分,公园由于当时地处少城范围而得名。1949年解放,于次年更名为“人民公园”,人民公园曾是成都茶馆最多的地方,是老成都人喝茶读报聊天的地方,是家庭春游野餐聚会的地方,是每年菊花会展的地方。(资料来源于网络)

 

史杰鹏导演在映后谈交流现场,现场视频请至本文末观看

为什么会去拍摄这个公园?

史杰鹏:我之前拍过另外一部作品《拆•迁》,那时我每天在工地上,工地是很累的地方,大机器的声音有时会影响到整个心情,于是我想找个能放松的地方,公园是不收门票的,我就免费去那里休息一下,于是开始探索公园。之后我每年都会回到成都,回到人民公园。2011年时我跟很多朋友一块去,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起看你们看到影片最后的跳舞团队。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想要拍一个关于人民公园的影片,当时我就跟影片的另外一个导演张莫商量我的想法,我不想拍一个常规的影片,想用一个镜头来拍。我们当时花了一个星期来计划我们的拍摄路线,用一张轮椅、一台摄像机,三个星期制定了14个拍摄计划,最后选了其中一条(完成了影片的拍摄)。我喜欢听你们的(看了这部片的)感受和想法,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很高兴能回答。

观众:您的这部作品很长,78分钟,随着时间推移,我的观影感受其实是在变化的,我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这部电影在这么一个有活力的公园,比方说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跳舞,给人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但是随着这个影片慢慢往后拍的时候,我感到其实创作者的视角慢慢会有一些批判的角度,因为这是公共空间。所以,我很想知道您怎么看这个公共性的话题?因为它叫人民公园,尤其是最后跳舞的画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受在里面,所以特别希望您能够谈一下您怎么看待关于成都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问题。

史杰鹏:我们先说那个公园,我为什么在成都人民公园拍?因为它吸引我,我家乡建在城市里,公园不多,如果去的话要么是音乐会,要么是和朋友喝酒,不像中国这样白天去跑步、锻炼身体的人很多,特别是退休的人到那边去互相分享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于身体健康和生活都很有意义,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拍好了之后分析,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公园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因为在生活中,深圳、成都、北京、上海,不管在什么地方,很多空间要么是政治用途,要么是消费用途,(这些用途会对空间)有很多影响,但公园不同,它是老百姓寻找自己意义的空间,所以我对那个现象比较感兴趣。你说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很多感受,甚至有观众说他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睡着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不是人类学研究,不是纪录片,是实验作品,是一种艺术。其实我很多博士研究生的项目,灵感都是来自于实验作品。我比较喜欢的电影是那种可以在里面睡觉,醒过来之后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的朋友吴文光,他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说他觉得非常恐惧

观众:导演你好,你很喜欢人民公园,而我这个人恰恰相反,我是很不喜欢去公园的。因为我一去到那里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权利和自由,有一本书叫《群己权界论》,就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它的权利是什么?他的限制是什么?你要把它的理论弄清楚了,那么你就过得自由了。我一去到公园我会感觉有很多人在侵犯我的权利,公共的空间大家都可以来这里分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在片子里头我看到有抽烟的,有随地吐痰的,还有扒下孩子裤子在公园里尿尿的,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的镜头很靠近观众的时候,有的人很开心的跟大家打招呼,有的人很尴尬的把脸别过去,“这个外国人叔叔好可爱,跟他打个招呼”,但其实有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人跑过来把我吓了一跳,我会很不爽。其实这是一个经常会让我自己很生气的问题,所以我还挺想听导演聊一下你的看法。

史杰鹏: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东西不在电影里面,这个电影不是一个很简单、很开心、很顺利的电影,我的朋友吴文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和策划人,他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说他觉得非常恐惧,他觉得里面的人都像木头人一样,他没有感受到侵犯的感觉。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拍什么东西都是一种暴力的动作,在中国我们说这是纪录片的“原罪”,因为你拍的都是代表,不是这个人,无法完全了解这个人是谁,都是他表面的东西,所以怎么处理这个“原罪”?那就承认它,接受它,不断的反思你的道德,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拍摄过程,对拍摄者有什么威胁。关于其他的侵犯,你说的公园,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这种理论,我也不是特别同意,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镜”是为了把观看的权利交给观众

观众:你好导演,我想问一下您那个长镜头是有意的做长镜头吗?听说您这么拍了十几次,其他的次数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合在一起剪辑之后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感觉,还是说您真的是要做一种实验类的作品,是有这种考虑的?

导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个镜头有很多原因,最简单的是可以保持公园里面的建筑和人之间的距离关系,还有这么多的活动、演出的空间,你也发现有一些片断可以说是很无聊的,但我们还是要拒绝(剪掉这些),我们想让观众主动的把那种需要一个明确意义的希望抛掉,然后很原始、很单纯地看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件衣服,树上的叶子或者水泥的路,而不是去找那些特殊独特的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想法)是一个镜头有点会像清明上河图,但肯定没有清明上河图那么伟大,只是说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包括动物和吃的东西,就是把可见的物体全部展示出来。

我们也是表演者

观众:所以可以说是生活化的东西吗?

史杰鹏:对,生活化的东西。一个镜头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我们也是表演者。我们天天在那个公园拍摄,有一个人(指张莫)坐在轮椅上,她的头上有奇怪的话筒,旁边的人都是特别慢地从我们身边过去,我们这也是一种演出。所以我们想像表演者一样,我们是业余的表演,他们(指人民公园里面的人)也是业余的,而他们是(我们)表演的灵感。

用“儿童的角度”拍摄是为了改变我们惯常的视角

观众:我想问一个细节问题,就是镜头用儿童的(指影片用很低的角度拍摄)镜头来观察这个世界,他对每个点都会好奇,为什么一定要用儿童的视觉?你用长镜头,但是不用儿童的眼睛,可能事情会有一个更强大的表达。

还有,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我不觉得沉闷,跟着你这个镜头看到了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神情,有压抑的,也有兴奋的,最后达到一个高潮。但我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美女,但你没有选择继续追踪下去,而更多的是中老年人或者带着小孩子,这个过程让我觉得这个群体是你故意选择?因为你用儿童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美女可能儿童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中年男性可能会对年轻女孩子感兴趣,你这个片子是故意压抑了这种选择吗?

史杰鹏:谢谢你的问题。但是我不太喜欢去定义我用一个什么角度去拍,我一说可能会把一个说法定下来了,可能别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残疾人的角度去看人民公园(指拍摄的时候张莫导演是坐在轮椅上),或者说是政府用的摄像头,所以我们用比较低的角度。说到小孩的角度,我没有一开始就想这个,是后来才有(这种说法)。然后关于那个年轻的姑娘,其实我们不是设计不拍。而是按照我们设计的路线,我肯定不能停下来,假如我在影片里看到她,我(可能)特别想靠近她,但是我们不能,我们只能一直往前走,所以拍摄时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也有很多结构性的东西在里面,我们是碰到什么就拍什么,是结构性的和即兴的碰撞。(当我们用了这种很低的角度之后),很低的(感觉像)一个小孩的状态,会让每个人的动作和身体像雕塑一样(高大),(会感觉)把你的动作扩大了一些。因为我们大人看到的东西太多,会忽略很多细节的东西,这个公园我都知道了,我也去过很多公园,不需要仔细去看,我们想改变这种视角。

(完)

请观看映后谈现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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